律師文集

論對家庭暴力事件的刑事司法干預

作者:匿名 日期:2018/11/07

一對家庭暴力事件進行刑事司法干預的必要性

(一)嚴重的家庭暴力狀況需要必要的法律干預機制

1、家庭暴力的定義

隨著新婚姻法的出臺,“禁止家庭暴力”第一次被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條文中,這意味著“家庭暴力”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將引起人們更加廣泛的關注,而且將作為一個明確的法律概念,步入法律調整的范圍。然而法律本身并沒有對家庭暴力進行定義。對于家庭暴力的理解存在不同的看法。1993年聯合國發表的《消除針對婦女的暴力的宣言》第一次給“對婦女的暴力行為”下了定義:不論發生在公共場所或私人生活中,對婦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性行為上的傷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別的暴力行為。我國家庭暴力項目組《家庭暴力防治法》專家建議稿起草的專家的定義是: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的,造成身體、精神、性或財產上損害的行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一條明確規定,婚姻法中所稱的“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持續性、經常性的家庭暴力,構成虐待。另外,司法解釋對家庭暴力的界定還采取了較為客觀、嚴格的標準,沒有把日常生活中偶爾的打鬧、爭吵理解為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的現狀

無論從何種定義出發,對婦女施暴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目前對女性施暴的現象,包括亂倫、性虐待、強奸以及毆打殘害等已在全球泛濫,在某些國家,l/5至一半左右的女性曾遭到過家庭成員或性伙伴的虐待。美國司法部和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調查顯示,在美國,接近25%的女士曾被現任或前任伴侶強奸或毆打過。據估計,美國每年大約有150萬名女子被親密的伴侶強奸或毆打。在英國,倫敦北部的一項調查表明,30%的婦女遭到過家庭暴力;12%的婦女報告過家庭暴力(報警);8%的婦女受到過武器的攻擊;23%的婦女被男性伙伴強奸過。37%的婦女在離開或與實施過暴力的男人分手后仍受過他們的侵犯。在日本,有15.4%的妻子曾遭到丈夫的毆打,在遭丈夫毆打的妻子中,有4.6%的人感到生命遭到威脅。有鑒于此,自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家庭暴力的問題引起了世界眾多國家的關注。為遏制家庭暴力,維護受害者,尤其是受虐婦女的權利,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挪威等國家通過修改政策、制定法令加強對此類事件的法律干預。

家庭暴力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同樣也是全國性的問題。雖然,對于家庭暴力的狀況,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全國婦聯2002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在我國2.7億個家庭中,約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竟有9000萬個家庭籠罩在暴力的陰影之下。我國家庭的離婚率為1.54%,每年約有40萬個家庭解體,其中25%禍起家庭暴力。地方婦聯提供的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

令人擔憂的是,家庭暴力的數量并沒有隨著經濟的增長,而自動消減,與此相反,有跡象表明,家庭暴力的數量呈逐漸上升趨勢。如果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暴力行為則是對社會細胞的侵害,是對婦女人權的侵犯,是影響婦女和社會發展的重要障礙。在缺乏有效的社會干預機制的情況下,家庭暴力的存在,勢必對社會秩序形成沖擊。自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對家庭暴力進行經驗主義的研究以來,時至今日,很明顯,若沒有社會的干預,隨著時間的推移,相當大的一部分家庭暴力案件將升級為更嚴重的事件。人們經常引用的一份統計表明,若沒有有效干預的話,32%的受害女性將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再次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社會發展趨勢已不再把家庭暴力視為“私人問題”,在法治社會里,法律制度,對于遏制家庭暴力事件,給被害人提供必要的救濟,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有著重要的作用。嚴峻的現實表明,運用法律手段干預家庭暴力,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

(二)刑事司法干預機制對遏制家庭暴力事件的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在對家庭暴力作出反應方面,刑事司法體系發揮著最為重要的作用。

1、承擔刑事司法職能的機關,尤其是警察機關,具備對家庭暴力事件進行快速反應的天然優勢。“人們普遍認為地方警察發揮著軸心的作用且通常最先與有暴力傾向的家庭進行聯系,向他們提供免費服務,是高度可見的權利機關。它維持著一種中央派遣系統而且可能是唯一一個24小時提供快速幫助的公共機構。”在我國公安派出所處于打擊家庭暴力的第一線,應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及時有效的救助。

2、承擔刑事司法職能的機關,其依法享有的采取強制措施權、刑事處罰權,如果能夠有效運用,對于保護受虐婦女、懲戒施暴者和阻斷家庭暴力事件的升級,與其他手段相比,有著巨大的優勢。這種優勢,使得執法機構的干預是制止家庭暴力最有效的手段。在眾多的家庭暴力事件中,雖然有其他社會機構的介入,但并不能阻止施暴者暴力行為的繼續和升級。加拿大的司法實踐表明,執法機構的有效干預將大大減少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率。如果現場拘留施暴者并對其提起公訴,使受害人再次遭其毆打的概率減少了50%.如果不對施暴者提起公訴,受害人往往會再次受到暴力威脅或毆打。

3、司法機關對家庭暴力干預、處置的狀況,對其他反家暴機構乃至公眾有著重要的影響。除了刑法干預的直接影響之外,司法機關還可通過宣布暴力行為不在刑法范圍之內的方式來限制允許干預的范圍,從而赦免那些不會導致逮捕或起訴的行為。因此,刑法體系不僅充當了最初的響應者而且形成了其他社會機構將來可能作出的反應。

一旦司法機關重視對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受理和審理,及時有效地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救助,則會向社會公眾發出強有力的信息:政府對家庭暴力持積極的干預態度,家庭暴力將受到法律的嚴懲。這樣的信息,不僅有利于其他反家暴機構采取有效措施援助受虐婦女,亦有助于在全社會形成積極的反對家庭暴力的健康環境,與此同時,也會鼓勵受虐婦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時,尋求法律的救濟,運用法律的手段維護自身的權益。相反,如果缺乏必要的刑事司法干預機制,不僅會抑制其他反家暴機構活動的有效性,助長消極的反家暴社會環境,而且會阻礙受虐婦女運用法律手段擺脫家庭暴力的侵害,而被迫選擇其他為法律所禁止的手段“自我拯救”,衍生嚴重的社會問題。最典型的表現是,受虐婦女在無助的情況下,選擇“以暴治暴”。

山西省婦聯在對南通監獄女子分監進行調查時發現,女犯中有46.2%的家庭存在暴力現象;存在暴力現象的家庭中,有52.74%的女犯。

二有關國家刑事司法干預機制

20世紀70、80年代來,對女性施暴現象的泛濫,使得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44個國家和地區明確規定了處罰對女性施暴行為的法律。在對的犯罪原因直接和家庭暴力有關。而在內蒙古女子監獄,關押著的“以暴制暴”殺夫的女人們,總數已經從58%上升到了60%.

家庭暴力實施刑事司法干預方面,綜合起來,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授權有關機關對受害人采取特殊的保護措施。美國規定:對施暴男人使用“禁止令”。警察有權將施暴者立即帶入警察局予以關押或逮捕,并對受害婦女的傷痕進行拍照,以備日后在法庭上作為證據使用。在緊急情況下,給受害婦女開具“保護令”,或給施暴者開具“禁止令”。“禁止令”的主要內容包括:禁止威脅妻子、禁止傷害妻子、禁止靠近妻子(如妻子的汽車、住房、辦公室)、禁止打電話與妻子聯絡,如果施暴者違反了禁止令,則很可能因違法而面臨被指控。在挪威,在1994年修正案基礎上,1995年1月1日,一項禁止施暴者進入特定區域、禁止其跟蹤、探訪或以其他方式與受暴婦女接觸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實施。修正案規定:受到暴力的婦女,即使還沒有對施暴男性提出刑事指控,仍然可以得到保護。所以,現在,那些受到身體、性侵犯、虐待的婦女可以通過申請限制令,避免再次遭到暴力。對施暴者限制令的實施也為公訴機關發現某一男性有可能實施威嚇行為,提供了充足根據。加拿大的許多省份,都頒布了“家庭暴力法”和“緊急狀況下保護令”,如果婦女受到暴力威脅,隨時可以打電話向警察求救,在沒有當事人允許的情況下,警察可以破門而入并把丈夫帶走,限定一段時間內不許回家,以免其繼續虐待妻子,直到警方認為解除暴力威脅為止。

(二)擴大警察對施暴者的逮捕權。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美國14個州全部要求警官在執行無授權的逮捕之前需要親眼目睹一種輕罪。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警察在找到發生重罪的可能原因時,有能力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執行逮捕令。

因為大部分的家庭暴力行為都被傾向于劃分為簡單的襲擊和虐待——一種輕罪,這也就成了一個主要的局限性。在警官在場的情況下如果沒有重復這種行為,則不能進行逮捕。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對于家庭暴力的輕罪行為的大部分這種法令限制已被消除。實際上,到1992年,有47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都已頒布了法令,授權在這種情況下執行逮捕;在這14個州中以及哥倫比亞特區,當警官判斷發生了涉及家庭暴力的犯罪時,就要求進行逮捕。甚至是其他的3個州——特拉華州、弗蒙特州以及西弗吉尼亞州——法庭的規則或許會允許這種做法。

(三)設立強制司法干預制度,增強警方對家庭暴力案件干預的主動性,減輕受虐婦女的舉證責任。在加拿大,所有有關家庭暴力的法律條文都集中在《刑法》265條上。該款規定,未經他人同意,故意冒犯他人的,不論程度如何,均屬違法。此項規定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從最輕微的接觸到引起人身傷害的嚴重攻擊都包括在內。其后果都是刑事制裁。盡管如此加拿大也曾出現這種情況,由于認為家庭暴力是家庭內部的事情,警方不太愿意介入家庭爭端,致使受害者處于求助無門。1981年以來政府開始給警察和法官提供指導性文件,以培養他們的意識,鼓勵警方干預家庭暴力問題。許多省份甚至作出硬性規定,必須對家庭暴力案件作出反應。并要求警官無論是否得到受害者的合作,都要對家庭暴力案件進行調查,提交報告,必要時還要作出指控。在這個過程中,警方也逐漸認識到讓受害者自己提供證據是很困難的,因而更加積極地投入到家庭暴力案件之中。正因為有了執法系統的強有力支持,婦女受害者不像以前那樣認為受傷害是可恥之事,而敢于面對暴力采取行動。一旦丈夫的暴力行為嚴重,很可能被判入獄。在審判過程中,妻子只是作為證人參加,無需提供任何證據。在挪威,1988年,一項重大的刑事訴訟控訴規則的修改出臺。該項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規定,對配偶、兒童或其他親密關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實行“無條件司法干預”(unconditional judicial intervention)的公訴原則。[7]具體來說,即便受暴婦女撤銷了先前的指控,警察和公訴機關在沒有被害人同意的情況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訴訟。這是一個政治上的信號,反映出國家對家庭暴力問題態度的轉變:即家庭暴力不僅是犯罪,而且是嚴重的犯罪。

(四)將“受虐婦女綜合癥”作為法庭可采證據,保證家庭暴力受虐者可以獲得公正的審判。受虐婦女綜合癥原來是一個社會心理學的名詞。在北美成為一個法律概念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虐婦女綜合癥作為可采證據最早用于加拿大的司法實踐,是在1987年。1990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琳。拉娃莉案中,九位大法官們一致同意受理此案的上訴。經審理,該有關“受虐婦女綜合癥”專家證據被裁定為可采證據。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多數大法官們認為,受虐婦女綜合癥作為專家證據有二個可以互補的作用。其一、證明根據刑法規定,受虐婦女以暴力進行自我保護的行為是合理的。其二、澄清社會對受虐婦女的誤解。可以證明受虐婦女不是因為喜歡挨打而是由于后天無助感才無法離開充滿暴力的婚姻或同居關系的。受虐婦女綜合癥成為正當防衛的可采證據后,在司法實踐中得到了廣泛運用。不少被迫殺夫的受虐婦女因此得以無罪釋放、減輕或從輕處罰。沃柯博士在她的《可怕的愛:受虐婦女為何殺夫,社會應如何看待她們的殺夫行為》一書中提到:作為專家證人,她曾出庭為許多被控殺夫的受虐婦女作過證。在她的當事人中,25%的殺夫婦女獲無罪釋放,2/3的被告婦女沒坐過一天牢。為了使所有那些有受虐史的殺夫婦女都能獲得司法公正的對待,1990年美國俄亥俄州的州長赦免了20位因殺夫入獄的受虐婦女,其中包括一位死刑犯。1991年馬里蘭州長赦免了8位此類女犯。這些女犯在受審時都沒有機會聘請專家證人向法庭證實她們患有受虐婦女綜合癥或曾長期遭受丈夫或男友的毆打和虐待。此后,其他州也紛紛仿效。有報告說,至1990年,赦免此類婦女的浪潮已在美國20多個州掀起。加拿大也不例外。加拿大聯邦政府在1995年決定徹底復核在該判例之前被判入獄的女犯的案件。1997復核工作結束后,2名女犯獲無條件赦免,2位女犯減刑,1名女犯的案子被子移送至上訴法院重新審理,以確定她殺人時是否有犯罪故意。

三、我國刑事司法干預機制及其不足

(一)法律規定

我國法律中還沒有關于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專門法律,但并不意味著,對家庭暴力的干預無法可依。恰恰相反,許多法律、法規可以被理解為涉及到了對家庭暴力的問題,甚至可以直接援引作為施暴者的法律依據。

例如,我國憲法第4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1992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在人身權利一章對婦女人身權作了專門具體的規定:“國家保障婦女與男子平等的人身權”,“婦女的生命健康權不受侵犯”,“禁止用迷信、暴力手段殘害婦女”。1997年修訂通過的刑法第260條規定:“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22條規定:“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權利行為之一、尚不夠刑事處罰的,處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1)毆打他人,造成輕微傷害的;(2)虐待家庭成員,受虐待人要求處理的。”等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01年,我國《婚姻法》修正案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條款,《婚姻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員,受害人有權提出請求,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以及所在單位應當予以勸阻、調解。對正在實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權提出請求,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應當予以勸阻,公安機關應當予以制止。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員,受害人提出請求的,公安機關應當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法律規定予以行政處罰。”第四十五條規定:“對實施家庭暴力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向人民法院自訴;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偵查,人民檢察院應當依法提起公訴。”

除此之外,各地也在制定相應的法規。1996年1月,湖南省長沙市出臺了《關于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規定》,這是我國第一個地方性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規定。2000年2月,遼寧省有關部門聯合發出《關于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規定》。此后湖南省、四川省、沈陽市均通過了類似條文,對家庭暴力的預防和打擊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規定。到目前為止,全國已有3省11市出臺了此類規定。

上述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地方性法規,在一定意義上,為司法機關對家庭暴力事件實施司法干預,保護受害婦女的權利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依據。

(二)主要的問題

盡管如此,由于大多數法律、法規較為原則,目前在中國對于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套用《刑法》和《治安處罰條例》的故意殺人、傷害和虐待罪等條款。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并沒有建立有效的刑事司法干預機制,在運用刑事司法手段遏止家庭暴力方面,司法機關的作為,與現實的需要相比,呈明顯的滯后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沒有任何的刑事法律及其解釋或者統一的刑事政策明確地規定,將家庭暴力行為作為禁止的對象。

《婚姻法》在修正后增加了有關家庭暴力問題內容的條款,但是很顯然用屬于民法范疇的《婚姻法》來規范家庭暴力行為是很不夠的。因為民事制裁的主要手段是經濟賠償,在夫妻共同財產沒有分割之前,對受虐婦女而言,通常沒有實質的意義,不能真正體現對弱者的法律救濟。

雖然說,對于因實施家庭暴力暴力而導致受虐婦女重傷或者死亡的案件,可以依照其后果,直接援引《刑法》中故意殺人、傷害的條款予以處罰。但對于遏止家庭暴力而言,卻遠遠不夠。一是對于大量的尚未達到重傷或者死亡后果的家庭暴力,沒有賦予司法機關及時介入的義務,從而未能有效保護處于此種困境之下的受虐婦女;二是家庭暴力具有反復性和逐步升級的特點,許多家庭暴力行為并非一開始實施即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后果,而是在經歷一定周期之后,逐漸惡化。故意殺人、傷害罪刑法規范的設立,無助于司法機關采取措施,阻止家庭暴力事件的升級,從而有效防止受虐婦女遭受更嚴重的傷害。

由于我國刑事法律對家庭暴力犯罪沒有明確界定,實際上,司法人員在是否運用刑事司法手段處置家庭暴力事件時,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可以任意地拒絕受虐婦女的求助。在我國這樣一個具有“男尊女卑”、“清官難斷家務事”傳統的國家里,更容易形成消極的影響:有的公安機關會認為這是家務小事,不用管;有的檢察機關也會認為這是家務小事,無須公訴;有些法官在定罪量刑時考慮不到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性,該從輕時沒有從輕,該判刑時沒有判刑。而當受害婦女到法院進行刑事自訴時,法官會盡量進行調解,而且調解時往往忽視婦女的人身和財產利益,勸婦女,“你把丈夫告到監獄里去,對你、對你們的孩子、對你們的家庭有什么好處?至于財產賠償問題,現在沒有離婚,他的財產也是你的財產,你要他賠還不是從你的左口袋拿到右口袋……”

2、缺乏對受虐婦女予以人身保護的有效措施。我國沒有任何針對家庭暴力事件的特別的程序性措施或者強制手段,用以限制施暴者對受虐婦女的接觸,從而有效避免受虐婦女遭受進一步的傷害。理論上,行政拘留可以用于足止施暴者的進一步行為,但實踐中,極少有因家庭成員間由于輕微的毆打行為而被處以拘留。受虐婦女在受到家庭暴力侵害時,往往在人身安全上得不到司法機關有效的保護,甚至遭受施暴者更嚴重的報復。法律干預的不足,反過來影響婦女尋求法律幫助。調查顯示,當女性受到暴力侵害之后,雖然她們迫切需要得到來自社會的幫助、安慰和支持,但派出所治安處罰和通過法律訴訟的選擇最低。

3、沒有建立家庭暴力案件公訴的制度或政策。對于大量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來說,用以保護自己遭受更嚴重的傷害的法律武器是《刑法》關于虐待罪的規定。然而,虐待罪第一款為自訴案件,需由受虐婦女承擔舉證責任,并且始終承擔指證犯罪的義務。換言之,并未要求司法機關積極主動地調查取證。所以,實踐中,公安機關在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時,可能不予處理、或敷衍塞責;即使出警,也不會像處理刑事、治安案件那樣仔細勘查現場、提取證據、詢問當事人、證人和制作筆錄文書,拒絕為被害人出具進行人身傷害鑒定的證明等。甚至可能責備受害者、對受害婦女造成二次傷害,如在涉及個人隱私或對當事人詢問時,對受害人提問的態度、語言和提出的問題,可能是不恰當的、甚至是歧視性、侮辱性的。與此同時,由于家庭暴力多發生在夫妻之間,沒有第三人證明,受虐婦女在沒有司法機關的主動干預下,自身難以完成證據收集任務,導致刑事自訴案件定性難、勝訴率低,加之受社會輿論和傳統文化影響及資源匱乏的限制,受害婦女在很多情況下不得不忍受暴力而不能提出請求和告訴。法院認為證據不足或情節不夠惡劣達不到虐待罪而使受害人權益得不到保護的例子比比皆是。沈陽市一婦女的鼻骨被丈夫打成骨折,鑒定為輕傷害,應受到法律的處罰,但由于其丈夫不承認,即不能認定,致使這個婦女一直上訪,類似事件時有發生。據遼寧省婦聯信訪反映的情況看,90%的家庭暴力事件不能被認定,其原因是證據難取。

4、尚未將“受虐婦女綜合癥”作為刑事訴訟中的可采性證據。對于因遭受家庭暴力而被迫殺夫的受虐婦女而言,在定罪量刑時,考慮其遭受家庭暴力的情況,方能保證其受到公正的審判。然而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并沒有明確將“受虐婦女綜合癥”作為可采性證據,致使受虐婦女以“遭受家庭暴力”為由要求減輕處罰的主張,被法庭以“沒有證據支持”為由拒絕。許多以暴制暴的受虐婦女難以得到公正的處罰。例如,河北省婦女董俊會因長期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將其夫殺死。歷經三次審判,二次一審均被判處死刑,二審被判處死緩。河北省婦聯聘請的專家認為董俊會符合“受虐婦女綜合癥”的癥狀的意見,董本人提出自己遭受長期家庭暴力的辯護意見,均沒有被法庭接納。河北省另一長期遭受丈夫暴力虐待的婦女劉栓霞,在被迫將丈夫殺死之后,當地數百名村民要求對其從寬處罰。然而,法律援助律師提出對劉進行“受虐婦女綜合癥”專家鑒定的主張,同樣被法院拒絕。相應地,在法院的判決中,鮮有將遭受家庭暴力作為公開的判決理由的。

四有關建議

(一)頒布司法解釋或者修改刑事政策,將家庭暴力行為明確納入刑事法律規范或刑事司法活動調整的范圍,增強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在立法條件成熟的時候,制定統一的反家庭暴力法。

(二)明確司法機關對家庭暴力事件予以司法干預的義務,制定對受虐婦女的特別人身保護程序,建立對家庭暴力案件的刑事公訴制度,保證司法機關能夠及時有效地介入家庭暴力事件,對施暴者予以有利地制裁,對受虐婦女予以有效地保護。

(三)修改證據規則,明確“受虐婦女綜合癥”可作為辯護的依據,將此方面專家鑒定或證詞作為可采證據引入刑事訴訟,防止司法機關任意拒絕受虐婦女有關遭受家庭暴力的主張和進行鑒定的請求,以保證被迫以暴制暴的受虐婦女能受到公正的審判,避免過重的刑罰。

(四)廣泛開展社會性別培訓,促使立法和執法機關工作作風和性別意識的根本改變。“社會性別與警察干預家庭暴力”培訓應納入警察培訓課程,法院、檢察院等也應開展性別意識培訓。


JBO